醫學研究
實證醫學可以促進加強臨床研究，改變資助模式，促進證據的產生。並可以促進整合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最重要的證據，減少資源的浪費（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
制定醫療政策
實證醫學結合證據、資源及倫理方面的資訊進行決策，其主要考量在於個人與群體利益的權衡、理想與實際狀況的妥協（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以實證醫學的精神來制定醫療政策，最好也是最早的例子是1962年美國「藥物及食品管理法案」的修定，讓美國的「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有法源要求製藥公司在藥物申請上市之前，須提供藥物療效及安全性方面的科學數據，經「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審查核准後才可上市。至1970年代以後，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與臨床醫學界逐漸界定何謂足夠的證據：經過隨機對照的臨床試驗才能被接受為臨床證據的最佳標準（張家勳、陳建煒，2003）。
醫療保險
自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期，是美國醫療制度經歷重大變革的時期，醫療支出節節高漲，各種醫療保險也相繼出現，醫師和病人間的關係也因為保險的介入而變複雜。美國特在1989年成立「醫療健保政策及研究管理局」，1999年易名為「醫療健保研究及品質管理局」，針對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其中醫療品質、病人安全、如何讓病人接受有效的治療照護、以及醫療花費等皆為重要的項目。「醫療健保研究及品質管理局」也提供經費給12個實證醫學中心，針對昂貴、普遍、或重要疾病的治療進行實證報告及醫療科技報告（張家勳、陳建煒，2003）。
醫療的發現與革新的腳步愈來愈快，若醫師不能在照護中善用這些研究結果，未能充分使用有效的治療方式，仍然依賴過時的照護模式，不當地使用昂貴醫療科技，對民眾的健康提升會有阻礙，這是醫界及台灣健保管理當局都應該要注意的（張家勳、陳建煒，2003）。近年來，政府為了抑制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實施總額預算制度，醫療院所為因應健保財務拮据的衝擊，急需將醫療處置成本效益化。因此，在健保拮据的時期，有限的健康照護資源下，如何提供最好品質且具效益的照護模式，需透過嚴謹的檢視及系統性地使用科學的證據，提供最好的照護決策，提升照護品質。換言之，需要實證醫學來確認病人自最適當的醫療受益，而且確認醫療的給付與投資真正增進了全民的健康（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張家勳、陳建煒，2003）。
實證醫學應該是醫界與健保局互相溝通的依據，在台灣，當實證醫學的精神尚未能被健保局廣泛應用於醫療服務審查方式時，「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被期許能扛下這個責任，針對其所受理的案件，推動以實證為基礎的爭議審議模式，也能促使實證醫學被台灣醫界廣泛地應用於日常醫療行為中（楊培銘，2004）。
醫療管理
在醫療上配合施行實證醫學，可提升醫療的品質效率與配置問題。在管理上也可以實施管理學上的實證科學，減少錯誤及提高效率（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實證管理是指（1）立基於證據的管理、（2）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管理、（3）從證據出發的管理、（4）講求證據的管理。實證管理是正確且詳盡地利用現有最佳的經營與管理研究證據，為醫療機構訂定經營計畫，以提供最好的經營績效。影響實證管理的因素包括population（年齡、病人權益、病人期望）、organization（績效改善的策略）、environment（市場行銷）、technology（醫療照護的新知和技術）（盧美秀，2001）。
臨床護理
如同實證醫學的定義，實證護理是指（1）立基於證據的護理、（2）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護理、（3）從證據出發的護理、（4）講求證據的護理。實證護理是正確且詳盡地利用現有最佳的醫學與護理研究證據，為全民或特定病人族群訂立醫療照護計畫及提供醫療照護（盧美秀，2001）。
臨床藥學
隨著醫學知識不斷更新，新藥不斷研發，醫師要負責整體醫療的處置，不太可能顧及所有藥品的詳細資訊，因此在1970年代，美國臨床藥學因醫院中醫師需要藥師提供藥品諮詢而崛起。現今藥師的責任包括協助醫師對於用藥與劑量的選擇、藥品相關問題（包括重複用藥、副作用及交互作用）的監測，以保障病患藥物治療的安全、有效與安全性。除了保證在正確時間，給予正確藥品與劑量，藥師的工作包括藥物諮詢、療劑監測、一般藥物調劑、全靜脈營養輸注液調劑、抗癌化療藥物調劑、病人用藥教育、藥品使用評估、及降低醫療成本等，這些工作均需仰賴正確的藥品資訊。由於藥師是藥品資訊最客觀的提供者，必須有能力根據經嚴格評估的藥品文獻，參與臨床決策，這也就是實證醫學的應用（林慧玲、何蘊芳、陳文慧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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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漸進地導入行為改變的策略，從大班學習的懵懂期由全院安排大型演講，到沉思期安排各種實證醫學學習小組互動學習，接著組織實證醫學訓練工作坊，利用手冊及網站宣導，加上主管以人力資源投入或獎金鼓勵的方式促進，做好準備就可以進入行動期，維持知識更新的過程，整合每天的臨床決策。各醫院也應該購置電子期刊及期刊資料庫，建構文獻評選共享的平台，這是推動實證醫學的基礎建設（方鶯珍、璩大成，2004）。
目前台灣許多醫療院所，著重論文發表的篇數、醫療設備的擴增、教職的比重等，常忽略了實證醫學及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服務，更疏忽了提升醫療品質的醫療照護。所若要全面推動實證醫學的活動，建議將實證醫學的活動納入醫院評鑑的必要項目，如此必能帶動整體醫療品質的提升。此外，對於建置實證醫學中心軟硬體不足之處，希望政府可以有經費補助的措施辦法（曾志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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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教育並無臨床流行病學的訓練，學生參考醫學文獻往往只注重研究結果及討論的部分，對於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的選擇、統計分析的過程並未詳加審視，或缺少批判的能力（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實證醫學可以培養學生檢索、評估及利用證據的意識與能力（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其理念是引用設計嚴謹、能直接解答臨床問題的文獻結果於實際患者的治療，並評估其療效，以改進醫療品質及資源運用（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
實證醫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在所有醫療從業人員，運用文獻評讀的技巧可以歸納出有效、可應用的文章。臨床醫學基本上是對病人施以診斷和治療的過程，而實證醫學不同於傳統醫療的地方，在於重視嚴謹的設計及可靠的臨床報告，以作為醫療決策之依靠。在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實證醫學的訓練以變成一不可少的課程。實證醫學是概念性與實作能力訓練的課程，實際操演比理論重要，要熟悉活用必須靠平時不斷地練習，事實上也可算是一種臨床技術課程，學會及熟悉這項搜尋及分析文獻的功能，對於臨床上所發生的問題馬上在資料庫找到證據，以作為臨床決策的依據（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
對於醫學教育而言，實證醫學的教學目標是養成醫師獨立思考，終身學習的一個模式。若能以問題為導向，採取醫療情境教授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可提高學習的成效。可將實證醫學在醫學生見實習之前列為獨立的必修課程，並設計多元化課程，使學生進入臨床醫學學習時，能在實際照顧病人時將實證醫學教學內容與應用合而為一。因為學生的素質與態度不一，並非每個人都適合此主動學習模式，因此仍需經過傳統講授方式，漸進式導入主動學習觀念，方能達成最終教學目標。此外在實踐實證醫學學習時，最需要適應與調整的其實是老師而非學生，老師必須能認同實證醫學的理念，並願意學習實證醫學教學的技巧，老師也可以從教學中獲得回饋及教學相長（余光輝、陳永昌、田亞中等，2007）。
以輔仁大學醫學系實證醫學的教學為例，三年級配合「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的單元，學習必要的臨床技術；四年級則是跳脫臨床「問題導向學習」的單元，獨立作一有系統且完整的臨床技術學習。輔仁大學認為在醫學系五年級與六年級的臨床單元有必要開始介紹實證醫學的概念及操作，因為實證醫學的練習主要還是與臨床相關，故在已有臨床接觸後的五年級下學期有一學分的實證醫學必修課程，訓練學生實證醫學的技巧，期望醫學生在進入實習醫生之前即有良好的實證醫學技術來應付日常醫療常遇見的臨床問題（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
這一學分的必修課程共20小時，前面9小時介紹實證醫學的導論及方法、證據等級介紹、與實證醫學相關的生物統計、如何評讀文獻等；接下來的9小時是分三次的實際操演，利用個案讓學生分組來找問題、查資料、評讀資料、下結論並應用到臨床醫療。學生藉由自己進行的經驗、觀摩其他組的過程、各組的報告，學習如何達到實證醫學的概念。最後一次的上課再簡介臨床指引的概念與發展過程，以及醫療經濟學的概念，同時對於學生的心得及使用問題給予回饋，請同學評估課程的優缺點。期末考為網路線上考試，題目公佈於網站，三天內要根據所訂定之PICO問題查完資料再作報告，報告方式與實際操作的格式相同。同學對這個課程的反應相當良好（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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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之精義是始於病人，止於病人。在不排斥基礎研究證據的同時，更強調以病人為主的臨床研究證據，特別是以病人為中心的診斷、預後、治療、預防及康復等方面的質性量化臨床研究證據，並提供了快速獲取所需科學證據的途徑。同 時注重 醫師長期累積對個案的診斷和治療的經驗，制訂合適的個人化治療方案的最佳方法，以提升醫療品質（曾志仁，2008）。參與實證醫學活動的效益包括：
強調醫病關係的互動
臨床技術與溝通技巧一樣重要，醫療人員必須收集、嚴格評析病人的病史及症狀，在整個過程中，能夠以病人為中心，依據病人的價值觀與期望擬定治療計畫（邱建勳、黃柏青、李友專，2001；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曾志仁，2008）。
培養使用文獻的技巧
從基礎科學以及其他應用科學領域的文獻中，學習尋找、評析、實作科學證據的技巧（邱建勳、黃柏青、李友專，2001；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曾志仁，2008）。
提供繼續教育的管道
證據醫學的模式，可提供有效率且充足的畢業後學習管道，養成自發性的終身學習態度（邱建勳、黃柏青、李友專，2001；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曾志仁，2008）。
發展標準的醫療程序
找出解決問題的充足證據，包括實用的醫學文獻，可以從中發展出實際的醫療應用程序或診療指引，並且可以把最新的醫療發現，真正落實在病人身上（邱建勳、黃柏青、李友專，2001；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曾志仁，2008）。
獲得跨領域的知識
由於醫學的專科制度化，醫療人員過於專注自身醫學領域的知識，容易忽略整體醫療的一致性與溝通性。透過實證醫學的方式，可以發展全人醫療與橫跨其他醫學領域的知識與技能（邱建勳、黃柏青、李友專，2001；陳杰峰、蔡宛真、邱文達，2004；曾志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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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台灣區域教學醫院醫師對實證醫學之認知與推行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於2003年進行問卷研究調查（陳重榮、劉秀雯、祝春紅，2005）。
主題內容
(1) 參與醫師之基本特質
(2) 對實證醫學之認知
(3) 接受及應用程度
(4) 實踐實證醫學之意願
(5) 自覺應用實證醫學之障礙
(6) 如何從「以個人意見為基礎」轉向為「以實證為基礎」之執業模式
研究結果
(1) 多數醫師對實證醫學表達高度的接受度
(2) 醫師認為同僚具有一定程度之接受度
(3) 多數醫師都高度肯定研究成果有助於病人之處置
(4) 多數醫師相當同意實證醫學可以改善健康照護
(5) 醫師自評自己的臨床工作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實證比率
(6) 女醫 師比男 醫師較認同執行實證醫學之理念是一種額外要求
(7) 多數醫師認為「使用同儕所發展之準則或流程表」或「採用具實證基礎之摘要」是實踐實證醫學時最合適之模式
實踐實證醫學常遇到之障礙（依序列出）
(1) 病人之期望與實證有出入
(2) 醫師沒時間查閱資料
(3) 醫師沒有習慣演練實證醫學
(4) 在應用上有困難
(5) 臨床問題常缺乏堅實之證據來解答
結論
(1) 多數醫師對實證醫學都表達高度的接受度
(2) 減少障礙之做法
1. 強化教育民眾實證之內涵
2. 改善資料庫之可近性及多樣性
3. 縮短醫師取得臨床實證之時間
4. 鼓勵同儕共同發展臨床準則，並取得共識，實際應用於臨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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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實證醫學的目的，在於降低臨床實務上沒有證據的推論與知識之使用，近年來則著重在臨床經驗及健康照護方面的整合（Tonelli, 1998）。依實證醫學的定義，其最終目的在於“找到對病人而言最佳且實際可用的方法並實踐”，所以其牽涉層面包括（1）發現問題，（2）相關資料搜尋，（3）綜合整理出現今理論上最佳的實證，（4）考慮現有可用資源的可行性及資源配置，（5）使用後經驗轉為新的證據。實證醫學可以協助臨床決策，因其有客觀的標準，減少主觀造成的判斷偏差，增加現有知識的了解與不斷更新。（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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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藥物新選擇
副作用低 減少打胰島素機率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新陳代謝科及一般醫學科 翁瑄甫醫師
糖尿病患愈來愈多，大多數的病人都可以在醫師的指導之下，達到理想的血糖控制，可是有些糖尿病患者遵從醫囑性較低，不但醫師較難處理，患者健康也亮起紅燈，以下是幾個真實的案例：
一、張先生罹患糖尿病已經二十年，胰臟分泌胰島素的能力已經大不如前，現在每天要吃三種口服降血糖藥，且每天藥物加起來超過十顆，嚴重影響心理與生活品質，但仍然無法達到血糖控制目標。醫師已多次建議施打胰島素，但張先生仍然排斥胰島素，堅持不肯施打，而健康也就在這過程中一點一點惡化。
二、陳女士在兩年前被告知有糖尿病，經過自己飲食及生活的調整，血糖雖有改善，但仍是偏高，雖然醫師多次建議開始使用藥物治療，但陳女士對於藥物有很大的疑懼，因為擔心藥物的副作用，怕西藥會傷腎、傷肝、造成很多副作用，一直不願意開始使用藥物，也影響了自己的健康。
三、李先生患有糖尿病三年，目前使用增加胰島素敏感性的藥物，且可達到初步的血糖控制目標。醫師及李先生本人皆希望達到更好的血糖控制，讓身體更健康，可是因為李先生需要再降低的血糖幅度很低，若增加別種藥物，可能會造成低血糖的危險情形，讓醫師極為困擾。
衛生署從今年三月份起開始給付一種全新的降血糖藥物，作用機轉與以往的藥物不同，所以可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這個新藥有幾個特點：
1.一天只需要服用一次，一次半顆或一顆，對於常忘記服藥或不喜歡吃藥的患者而言，方便性較高。
2.副作用低，只有極少數病人會出現鼻塞、流鼻水、喉嚨痛等輕微副作用，不影響心、肝、腎、腸胃等器官。
3.此藥物本身不會造成低血糖。
這種藥物提供害怕打針，或是擔心藥物帶來副作用的糖尿病患者，另一個新選擇。如果病友有上述提到的問題，都可以與新陳代謝科醫師討論是否使用此藥物。但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都適合使用此藥物，仍要與醫師詳細討論，在醫師指示下使用。
（原文登載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2009年4月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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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證醫學的定義，實證醫學的要素包括客觀資訊、醫師對病情的主觀判斷、以及病人觀點。而在根據實證醫學形成決策的過程中，也包含了三個要素：最佳實證決策（理想狀態）、可用資源（實際環境）、及個人與社會利益最大化間的權衡。實施實證醫學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包括基礎醫學知識、臨床知識與技能、證據收集的技術、證據評估的知識與技能、及決策分析的知識與技能。所以實證醫學的建立必須要有下述條件：資料庫及管理系統、資料資訊的採集與分析系統、實證醫學方法學、及醫學相關知識與技能（主要是臨床流行病學、統計數學、資訊科技）、（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
要學習實證醫學，必須了解實證醫學的核心內容、熟悉四大問題的實證醫學指引、善用網路資源。介紹實證醫學的核心內容如下：
三大要素
包括研究證據、臨床專業、病人價值觀。這三者不可偏廢，常常有人誤以為實證醫學只強調研究證據，不重視醫師個人經驗或病人感受，這是錯誤的解讀（郭斐然、梁繼權，2006）。實證醫學的推行提高了證據完整性、精確性、及系統性的重要性，但過去倚重的經驗法則仍被當作證據的一部分，只是證據可由更多的客觀資訊取得，對於個體差異的重視，在實證醫學中仍被強調（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
四大問題
包括治療／預防問題（研究治療或預防方法的有效性）、診斷問題（研究檢查方法或臨床表徵對疾病診斷的有效性）、危害問題（研究暴露的危害或疾病的原因）、預後問題（建立疾病預後的預測模式）（郭斐然、梁繼權，2006）。
五大步驟（QSAAA）
指從臨床個案產生問題，至尋求解答的過程。包括：
一. 將資訊需求轉變成可以回答的臨床問題（Question）
臨床問題依其特異程度可以分為背景問題及前瞻問題。背景問題是基本的醫學知識問題，前瞻問題是比較集中於特異興趣的問題，我們通常會將前瞻問題轉換為PICO的格式：P（patient）為與問題有關的病人族群或特質；I（intervention）為所關心的臨床介入，可以是治療或診斷；C（comparison intervention）為與臨床介入比較的對照介入，通常是比較傳統的治療或診斷技術；（outcome）為比較的指標，可以是治療的效果或診斷的正確率（方鶯珍、璩大成，2004；郭斐然、梁繼權，2006）。
二. 尋找相關的醫學證據（Search）
追蹤最佳的證據以回答問題（方鶯珍、璩大成，2004）。醫學文獻可以分成三大類：（1）教科書、電子書、網路電子書，（2）醫學期刊、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3）實證醫學文獻資料庫（郭斐然、梁繼權，2006）。
三. 以批判的方法檢驗證據的可信度（Appraisal）
批判性地評估所獲得的證據之效度、影響及可應用性（方鶯珍、璩大成，2004），需熟悉與治療有關的五個證據等級。此步驟包括三個層次：（1）區分問題種類，（2）這個研究可信嗎？是否有依照各種問題的指引進行研究？（3）這個研究的結果重要嗎？結論是否有統計學上的意義（郭斐然、梁繼權，2006）？
四. 結論是否能應用於我的病人（Application）
整合批判的結果、臨床專業及病人特殊的價值，以應用到臨床上（方鶯珍、璩大成，2004）。需考慮以下因素：（1）我的病人是否與研究族群不同（人口學特色、危險因子、初級／次級預防）？（2）我的機構是否能提供這樣的治療？（3）治療對病人的潛在益處及風險，（4）病人的價值觀及期望（投藥方式、手術方式、遵醫囑性、文化、社會、經濟、及倫理考量）（郭斐然、梁繼權，2006）。
五.評估執行實證醫學的效用和效率（Audit）
對前述四個步驟的成效評估，通常是以自我評估的方式進行，以尋求下一次的改善（方鶯珍、璩大成，2004；郭斐然、梁繼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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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實證醫學主要是基於四個認知：（1）臨床上每天都需要診斷、治療、預後及預防的資訊、（2）教科書無法提供足夠的資訊、（3）醫療人員發現臨床所需的知識日新月異、（4）因為忙碌而無法有足夠的時間去閱讀及搜尋資料。基於這樣的認知，國際上有了一些新的發展：（1）明確而有效的文獻批判方法、（2）Cochrane Collaboration整理岀系統性回顧文章並定期更新、（3）實證醫學為主題的醫學雜誌由專人針對最新文獻做岀評論及摘要、（4）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短時間可以獲取所需的資訊、（5）終身學習以改善醫療的成果（方鶯珍、璩大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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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概念的最早發展是40到50年代興起的流行病學中的隨機控制試驗（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實證醫學的發展則起自Archie Cochrane在1972年指出衡量一個醫療行為是否有效，應該透過隨機控制研究的方式，同時指出醫療資源應運用於經嚴謹研究證實有效的治療方向，才能提供合理有效的醫療服務（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實證醫學教育之源頭是1980年由美國腎臟科醫師Sackett在加拿大McMaster 大學成立「臨床流行病與統計學科」，在1992年一群熱衷於這些理念的學院派臨床醫師在「美國醫學會期刊」中才首先提出「實證醫學」的名稱（Evidence-Based Medicine Working Group, 1992）。
「實證醫學中心」的歷史則是從1993年「英國國家衛生服務院」在牛津大學成立Cochrane Collaboration至今，希望與全世界專家針對各個醫學領域之隨機對照試驗作系統性評論，目前有英、法、美、加、澳、中、巴西、荷蘭等國家15個Cochrane中心成立，並積極推動相關工作（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Cochrane Collaboration建立於1993年，為一國際非營利組織，成員包括來自於世界各國的醫療衛生工作者、醫療消費者、研究者及政策制訂者等自願性工作者。它致力於提供全世界最新穎且正確的醫療保健訊息，除了針對醫療衛生各種介入的效果做系統化的評論外，亦促進搜尋有關臨床試驗及其他研究形式的介入式醫療的證據，為實證醫學研究的重要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目前共有51個主題評論小組，每個小組成員所進行的系統化評論，均建立在合乎嚴格方法學要求的研究流程上，當評論完成之後，所有的內容及採用方法也必須經過再審核的機制後才能公布。所有已公布的實證醫學相關內容，均可在Cochrane Library資料庫中查詢（林銀英，2007）。
這一股實證醫學的風潮迅速地為世界各國所察覺與接受，討論實證醫學的文章由1992年的第一篇增加到1998年的1000篇，醫學院的教育課程裡正式導入實證醫學（郭斐然、李宇芬、梁繼權等，2001；邱浩彰、葉建宏、陳彥正等，2007），專科醫學會的繼續教育課程（Green, 1999）、甚至醫院裡的醫療部門（Grimes, 1995）也都開始推廣實證醫學的觀念與作法。這十多年來，實證醫學的理論架構不斷發展，加上資訊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實證醫學在資訊收集整理的質量與速度，以及資料庫利用的可近性都大為提高，對於醫療照顧品質效率的提升扮演了重要角色（陸希平、陳家玉、周明仁，2004）。
在台灣，彰化基督教醫院自1996年7月成立推動小組率先發展實證醫學，萬芳醫院也在其後成立（方鶯珍、璩大成，2004），至今台灣已有許多醫院成立實證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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